目前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”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，2020年2月11日，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发布会，宣布将其命名为COVID-19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全国人民与广大医护工作者一道，携手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。在这场与疫情的生死较量中，对我们的防控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一次严峻考验。随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成果的经验总结，以及临床救治经验的积累、疗效的观察、科研的推进等，新冠肺炎患者中西医结治疗取得了肯定的效果，辨证论治的中医药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，可以发现人类同瘟疫的斗争从没有停止过，在一次次的与疫病的抗争中总结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形成了祖国医学认识和防治疫病的了理论体系。这里笔者将就祖国医学对疫病的认识及防治理论进行梳理与探讨。 　 　祖国医学对疫病的认识 　　早在殷商甲骨文就有卜问商王是否传染上“疫”和能否医治的卜辞。这说明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对疫病传染已有了朴素认识。 　　先秦时期的医学经典《黄帝内经》已明确指出“疫”和“疠”是极易传染，病状也多相似的疾病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刺法论》道：“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。”《素问·六元正气大论》又说：“其病温疠大行，远近咸苦。”“疠大至，民善暴死。”这又对疫病的传染特性和致命危害加以描述。 　　东汉中后期，我国中原地区疫情频发，《后汉书·五行志》记录有10次疫情，尤其建安年间(196一219)，疫情持续时间之长、死亡人数之多，是历史上少见的。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序中写道：“余宗族素多，向余二百，建安纪年以来，犹未十稔，其死亡者，三分有二，伤寒十居其七”。以至呈现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”的悲惨状况，面对疫病流行的惨状，张仲景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对建安疫病证治进行理论总结，著成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创立六经辨证体系，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，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、流行病的专著。《伤寒论》对传染病患者的症状和脉象等加以详细论述，对人体感发于“寒”与“风”等致病因子作用下所反映的各种证候加以分析综合，取得了对各种传染病演变规律的认识。该书极大地提高了疫病医学的救护水平，是发热性传染病的医学经典。 　　晋代医家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首次将“疠气”作为传染病的病因和相互传染的特点，开后代温病学之先河。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·治瘴气疫病温毒诸方》中认为，“伤寒、时行、温疫，三名同一种……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，名为温病。”并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、老君神明白散、度瘴散、辟温病散等治疗、预防温疫的方剂。书中记载了以药物少许，纳鼻中防治疫病的方法，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有效方法。再如以药物制成药囊佩带于胸前、挂于门户、烧烟熏居所的防治疫病的方法，这些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，流传很广，沿用至今。 　　南北朝时期，南朝多流行温热疫，陈延之率先提出了“伤寒与天行瘟疫为异气”的看法，在《小品方》中阐述了伤寒与时行瘟疫的区别。 　　隋代医家巢元方的《诸病源候论》是我国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，其中提出的“乖戾之气”是关于传染病因的新探索。该书还对疫病传染的致病因子进行探索，使传染病的病因接近了细菌的发现。 　　唐代医家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和王焘的《外台秘要》载有多首治瘟、辟瘟方剂，《千金方》还记载饮用屠苏酒防疫的方法。 　　金元时期著名医家李东垣在《内外伤辨惑论》记述了公元1232年间疫病的流行，东垣创制补中益气汤治疗。李东垣所称的这次内伤病，其实是一种以脾胃内伤为基础的外感病，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研究考证认为，其实就是鼠疫(《中国医学史略》)。李东垣用益气升阳法治疗烈性传染病，为后世树立了甘温除热法治疗疫病的典范。《东垣试效方》还记述了泰和二年(1202年)一次疫病流行，东垣用普济消毒饮治疗。 　　明末医家吴又可（名有性），亲自参与了崇祯辛巳(1641年)之疫的救治，1642年，吴又可“静心穷理”，集“平日所用历验方法”写出了我国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——《瘟疫论》。《瘟疫论》中说：“一巷百余家，无一家仅免，一门数十口，无一口仅存者”。《瘟疫论》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，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其成就有三：一是创立了新的病因学，“杂气”说，与现代传染病的病原体特征基本相符。二是创立新的病机学说，邪自口鼻而入，侵入膜原。三是创立新的治疗学，疏利透达膜原法，创立达原饮治疗，提出“客邪贵乎早逐”观点。他的温病学说在病原体、传染途径、特异性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见解。 　　到了清代，余师愚在吴又可《温疫论》的基础上著有《疫疹一得》，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，指出“一人得病，传染一家，轻者十生八九，重者十存一二，合境之内，大率如斯。”并根据暑热疫的病征特点，创立“清瘟败毒饮”一方，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。 　　清代医家余师愚经历了乾隆33年之疫，在所著《疫疹一得》中他描述的是一种出疹性的疫病。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，指出“一人得病，传染一家，轻者十生八九，重者十存一二，合境之内，大率如斯。”并根据暑热疫的病征特点，创立“清瘟败毒饮”一方，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。 　　王孟英于道光十七年写成《霍乱论》一书，20多年后在上海“适霍乱大行”，于是重订《霍乱论》，名为《随息居重订霍乱论》，创立了适合湿热病中焦证的辛开苦降方，如连朴饮、黄连定乱汤、燃照汤、蚕矢汤、甘露消毒丹等。王孟英还针对霍乱急症提出一系列救急措施。 　　清代疫病学派著名医家之一杨栗山，著有《伤寒温疫条辨》一书，认为温病的病机是“邪热内攻，凡见表证，皆里证郁结，浮越于外也。虽有表证，实无表邪”。他自创以升降散为总方的15个治疗疫病方剂。 　　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叶天士的《温热论》、薛生白的《湿热条辨》、吴鞠通的《温病条辨》等诸多温病学著作中的“温热病”、“湿热病”等，都包含了多种急性传染病，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，吴鞠通创立了三焦辨证方法，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于今天治疗各种急性传染病都有重要的指导价值。 　　中医预防瘟疫没有疫苗，但对天花的预防在世界上最早发明了接种术。就是将患过天花病人的疱浆挑取出来，阴干后吹到健康人鼻孔中，接种上天花后就不再感染。这种方法最早起源于何时，还没有定论，但到明清时，已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和几十种痘科专著。清代政府还设立种痘局，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免疫机构。 　　由此可以看出，在历代治疗疫病的过程中，涌现出大量治疗疫病的医家，他们在继承中医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，结合当时疫病的特点，不断创新，取得了显著的疗效。张仲景解表散寒，李东垣补中益气，吴又可燥湿解毒，余师愚两清气血，王孟英清热除湿，杨栗山升清降浊，这些抗击疫病经验经过凝练，上升为新的理论，以学术专著的形成为标志，丰富了中医治疗外感病的学术内容。疫病不同，治法不同，但都是在坚持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。中医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，分析疫病的病因、病机确立相应的治法，这就是中医治疗疫病最宝贵的经验。 　　祖国医学对疫病病因病机、病位症状的认识 　　祖国医学根据天人相应的观点，认为自然界气候、环境的变化对整个生态大系统有直接的影响，在正常情况下，微生物与人类能够和谐相处，生态系统保持有序的平衡状态。当发生自然灾害、战争、人口大量流动以及气候的异常波动时，整个生态系统的外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，导致微生物间的生克规律发生混乱，一些病原微生物发生变异或大量繁殖，失去相对稳定性，最终导致瘟疫爆发流行。 　　 对病因病机的认识 　　在中医学最早的典籍《黄帝内经》中，就已认识到某些温病具有传染性，并以“疫”名之。《素问?刺法论》日：“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。”古代医家在诊治各种传染性疾病的过程中，通过不断探索和总结，积累了丰富经验，尤其是在对疫病病因病机的认识上，更是形成了独特的理论。认为疫病的发生与其特殊的致病因子密切相关，其致病的病机主要是禀赋薄弱，正气亏虚，戾气乘虚借口鼻等道侵袭人体，邪气匿伏于膜原，以致阴阳失调、上干于上焦之隔膜，中伤及中焦之胃肠，下损及下焦之肝肾，最终导致耗伤气血，甚则阴阳亡失。形之不存，神何以附。而且它又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变化过程。 　　一、是正气内虚调适失度。《灵枢?百病始生》指出：“风雨寒热，不得虚，邪不能独伤人。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，盖无虚，故邪不能独伤人。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，两虚相得，乃客其形。”疫邪致病，与自然界中的其它六淫之邪一样，如果人体正气充盛，即使存在导致疫病的邪气，正能胜邪，则正气必将御邪于外，邪气就难以入侵，也就不会导致疫病的发生，正如《素问喇法论》所云：“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。不施救疗，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？岐伯日：不相染者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”只有在人体的正气虚弱，不足以抗御外邪时，病邪才能乘虚而入，侵害入体而发生疫病。吴又可继承《内经》的这一观点加以进一步的阐述。他认为“本气充实，邪不能入《经》云：‘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’。因本气亏虚，呼吸之间，外邪因而乘之。昔有三人，冒雾早行，空腹者死，饮酒者病。饱食者不病。疫邪所着，又何异耶？”说明疫病的发生，不仅取决于导致疫病的致病因子毒性的强弱，还取决于人体正气盛衰，二者之中，人体的正气是内因，它在预防外邪侵袭，避免疫病发生中，占有主导的地位。 　　二、是节气违和运行乖戾。中医强调人与自然的相应，认为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，必然受到自然界四时气候变化的影响，人体的生理变化要与“天地相应，与四时相符”，否则必将导致疾病的发生。《黄帝内经》就宇宙间存在着周期性运变规律，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五运六气学说，旨在探讨自然变化的周期性规律及其对疾病的影响。运气“有至而至，有至而不至，有至而太过”（《素问?六微旨大论》）等变化，“至而至者和；至而不至，来气不及也；未至而至，来气有余也。”运气有常有变，节气和合，节至气至，即为天运恒常，则为正气，反之则为异气。即所谓“非其位则邪，当其位则正。”《素问?六节藏象论》云：“未至而至，此谓太过，则薄所不胜，而乘所胜也，命日气淫。……至而不至此谓不及，则所胜妄行，而所生受病，所不胜薄之也”。中医学非常强调人的疾病与气候变化的密切关系，《素问?至真要大论》就指出：“百病之生也，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之化之变也”，疫病的发生与气候的变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，不同的疫气具有不同的气候特征，而相同运气的疫气致病，在疾病的证候、转归及预后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。古代中医学家已认识到，天地运气运行乖戾，季节交替违序，导致了自然气候有别于正常时序的更替变化，是瘟疫的发生的原因之一。“故有天行温疫病者，则天地变化之一气也。斯盖造化必然之理，不得无之。”通常情况下，人体机能是遵循正常年份节气交替的规律，适时而动静生长收藏。当天时不正，产生乖戾之气作用于人体时，则使人体气机不能按时伸展，突然郁闭于内，就会导致瘟疫天行。《素问?刺法论》就有“升降不前，气交有变，即成暴郁”的论述。由此可见，中医学认为，节气违和，运行乖戾是疫病发生的原因之一。 　　三、是戾气侵袭口鼻相染。中医学很早就认识到疫病的发生是外感了一种疫疠之气，经由口鼻侵犯人体而致。这种疫疠之气与一般的六淫不同，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流行性。明代医家吴又可在他所著的《温疫论》中说：“温疫之为病，非风非寒，非暑非湿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。…夫疫者，感天地之戾气也。戾气者，非寒、非暑、非温、非凉，亦非四时交错之气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。”吴又可认为，戾气具是一种肉眼观察不到的微小病物质，“气无形可求，无象可见，况无声，复无臭，何能得睹得闻？”夫物者，气之化也；气者，物之变也。气即是物，物即是气。”戾气导致疫病的发生具有明显的传染性和流行性。他指出戾气侵犯人体，多自口鼻而入，通过气或接触传染，吴又可在《温疫论》中指出“此气之来，无论老少强弱，触之者即病，从口鼻而入。…邪之着，有天受（自然空气传播），有传染（患者接触传播），所感虽殊，其病则一。”《诸病源候论》说：“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，则病气转相染易，乃至灭门。”同时，古代医家也观察到，戾气致疫，有大流行和散发的不同。吴又可即指出：“其年疫气盛行，所患者重，最能传染，即童辈皆知其疫。至于微疫，似觉无有，盖毒气所钟有厚薄也。其年疫气衰少，里闯所患者不过几人。”并指出疫戾致病，具有发病急，传变快，病情重，症状相似的特点。戾气异常毒烈，具有强烈的传染性，无论壮弱老幼，触之即得，正如《温疫论》所云：“若其年气来之厉，不论强弱，正气稍衰者，触之即病。…大约病遍于一方，延门合户，众人相同，皆时行之气，即杂气为病也”。 　 　对病位及症状的认识 　　疫病的病位早在《素问.举痛论》中已有记载：“寒气客于肠胃之间，膜原之下。”及《素问.疟论》曰：“邪气内搏于五脏，横连膜原”。这两篇论述均提到了膜原。其涵义正如唐代王冰所注：“膜谓鬲间之膜；原，谓鬲肓之原”。元代时日本医家丹波元简则认为：“堂膈幕膜之系附著脊第七椎，即是幕原也。”以上所论之膜原，皆指胸膜或膈肌之间的部位。后世吴又可对其涵义又有发挥，如“邪去表不远，陷近于胃……邪在膜原，正当经胃交关之所，故为半表半里”。指明疫疠之邪在半表半里之位。吴氏所论膜原虽与《内经》不完全相同，但二者大体类似，均为非表非里或表里交接之处。 　　其临床症状表现，早在《内经》中也有记载。《素问.刺法论》曰：“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。”疠气种类繁多，但一种疠气只能引起一种疫病。而每一种疫病不论年龄，不论性别，症状多相类似。因疫疠之邪气毒力颇强，潜伏期较短，常夹火热、湿毒等秽浊之气侵犯人体，比一般邪气致病性更强，甚至触之即病。故都具有发病急骤、来势较猛、病情危重的特点。临床多见患者发热，且热势较高，并伴有烦渴、舌红、苔黄等热象。致病后，极易伤津、动血、扰神、生风，亦易损害心、肾、肝等重要脏腑。若不及时救治，易致病情险恶，甚至死亡。 　　祖国医学对疫病防治的认识 　　疫病具有传播迅速、传染性强、传变较快、致死率高、易造成社会恐慌等特点，古代医家和先民为抵御疫情、保护生命、减少损伤，积极应对，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。 　　未病先防，培固正气。对于急性传染病，古代医家十分强调早预防，治未病。早在《黄帝内经》中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就明确指出：“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，不治已乱治未乱。”如何能有效避免和抵御疫病对人的侵袭传染呢？《素问·刺法论》就有此问：“余闻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，不施救疗，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？”答曰：“不相染者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避其毒气”。主张培固自身“正气”，以抵抗“邪气”侵入。吴又可在《温疫论.原病》篇中说：“本气充满，邪不易入，本气适逢亏欠，呼吸之间，外邪因而乘之”。人体正气充盛，杂气不犯；正气亏虚，杂气通过口鼻，乘虚而入，致人发病。明代《景岳全书》《瘟疫·避疫法》也指出：“瘟疫乃天地之邪气，若人身正气内固，则邪不可干，自不相染。”中医认为人的正气主要由精气等物质构成，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说：“故藏于精者，春不病温”，可见对于精的保养十分重要，要藏精就要让精能正常生成，而且不能过多耗散。精的生成是要靠饮食物化生的气血不断来充养，精、气、血是可以相互化生的，如果气血不足，精就无法充足。气血的生成还有赖于脏腑功能的正常。气血要能充养精，还必须要求气血和顺，情志畅达。另一方面，要防止精的耗散，就不能过劳，包括劳心、劳神、劳身以及房劳，要做到“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劳”。正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所说：“恬憺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”由此可见，培补正气，保持健康强壮的体魄，增强抗病能力，才是预防疫病侵入的根本。 　　尽早发现，严格隔离。疫病往往萌发悄然，一旦蔓延，气势难挡。因此，及早发现十分重要。《素问·八正神明论》提出“上工救其萌芽”的思想，就是要求早发现疫情苗头，及时防治，以免疫情扩大，难以遏制。《灵枢·官能》曰：“邪气之中人也，洒淅动形。正邪之中人也微，先见于色，不知于其身，若有若无，若亡若存，有形无形，莫知其情。是故上工之取气，乃求其萌芽。”唐代杨上善释道：“邪气初客，未病之病，名曰萌芽，上工知之。”由此可知，“未病之病”指的是疾病尚未显露症状的阶段。高明的医者能预先发现疫病的苗头，给予警示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。《汉书·平帝纪》也载道：“民疾疫者，设空邸第为置医。”明确规定设置隔离病所治疗，以免疫病传播。 　　疫病的致病邪气毒力非常强大，正气的抗邪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，所以避免邪气的侵袭也是预防疫病的重要环节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说：“虚邪贼风，避之有时”，《素问·刺法论》强调：要“避其毒气”。要避免疫邪的侵袭，就要讲究个人卫生，对环境消毒，疫病发生后要采取隔离措施，这些在中医古籍中都记载有具体的做法。古人早已知道“病从口入”的道理。孙思邈在《千金方·霍乱》中说：“原霍乱之为病也，皆因饮食。”这就明确指出了饮食不洁与传染病的关系。晚清名医余伯陶在《鼠疫抉微·避疫说》中指出，室内通风透光利于防疫：“避之之法，厅堂房室，洒扫光明，厨房沟渠，整理清洁，房内窗户，通风透气。”即使今天，通风透光也是防疫的基本要求。 　　医疗防治，勇于创新。在与疫病的抗争中，历代医家们勇于钻研和创新，形成新的医疗理论和方法。东汉末年瘟疫盛行，张仲景发愤写成《伤寒论》，奠定了“辨证施治”的基础；金朝末年汴京大疫，李杲著就《内外伤辨惑论》，创立了“内伤”学说和“甘温除热”思想；明末崇祯年间疫病肆虐，吴又可创著《温疫论》，开温病学说之先河。历代医家们还创制了许多防治疫病的方药。如葛洪用柏芝散预防疫病；孙思邈研制出雄黄丸以避疫疾；金代刘完素的黄连解毒散、李杲的补中益气汤，明代吴又可的达原饮、三消饮、举斑汤，清代吴鞠通的桑菊饮、银翘散，都为疫病防治发挥了显著的效用。 　　当前，对于突如其来的疫病，我们期待效药的出现。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(试行第七版)》指出，各地根据病情、当地气候特点以及不同体质等情况，参照方案进行辨证论治。祖国医学预防疫戾传染，除远离致病原和刺激经络腧穴的方法，还采用了如吐法、浴法、药法、香薰法及精神调摄法，让心情愉快使正气充盈。重视调养肝气，禁忌大怒。顺应时序，保养正气，吐故纳新。认识到在气血和畅时，人体能充分发挥其防御外邪的作用，身体功能状态失调是感受疫戾之气入侵的重要条件等。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，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。在中华民族漫长的繁衍发展进程中，大大小小瘟疫都是以平复而告终，中医药在护佑百姓健康包括防疫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。在今天的抗疫治疗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